几天再说。说不定过两天就来了。”

“要是没来呢？”

春没有回答。

她也不知道答案。

她只知道，如果真怀上了，她必须做一个决定。

这个决定没有能替她做——不是老耿，不是大壮，不是王桂兰，不是小满。

是她自己。

那天夜里，春躺在炕上，把手放在肚子上。她想起出嫁那年她娘教她的话——“在婆家，第一件要紧事是生孩子。生了儿子，你就站稳了。”

四年了，她没生出孩子。大壮一年回来一趟，待不了几天就走，她的肚子从来没有任何动静。她以为是自己不行。

在村里，生不出孩子就是最大的罪过。

她曾经为此在灶台边偷偷哭过不知道多少次，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、有缺陷的、对不起耿家列祖列宗的。

现在她终于知道问题不在她身上了。但现在这个“终于”是用最不该的方式得到的最不该的证明。

她把被子蒙在脸上，发出了一声很短促的、被棉布闷住了的笑。

不是高兴，是那种当你发现命运开的玩笑实在太狠了的时候，除了笑之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的笑。

如果怀上了，这孩子是大壮的弟弟。不是表哥表弟那种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，是同父异母的弟弟。

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，管大壮叫大哥，管老耿叫爹。管她叫娘。一个屋檐下，四个，三代，两对父子，一对母子，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。

她不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但她能打掉他吗？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，把手放在肚子上。她知道一个生命在那里——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

如果有，那是她的骨，也是老耿的骨。她能在灶台边用最原始的方式让这个孩子来，她能在灶台边用最残忍的方式让这个孩子走吗？

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她必须做一个决定，而这个决定比四年前决定“就当什么都没有”更难。

因为四年前她只需要对自己负责。现在她可能需要替一个还没成形的东西负责。

第二天早上，春起来生火。灶台上一如既往地放着一碗粥。黄澄澄的小米，上面卧着一颗荷包蛋。

她端起碗，看见碗底下又压了一张纸条。还是那种包旱烟的薄纸，撕得不整齐，边上还有毛茬。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。

“不管你做什么决定。我都听。”

春把纸条折好，放进袋里。她坐在灶前的小凳上喝粥。粥很烫，烫得她眼泪又出来了。但她把整碗粥都喝完了。一颗米都没剩。

她知道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男在告诉她：他不会替她做任何决定。他只会像每天早上一样，在灶台上放一碗粥。

不管她决定留还是走，生还是不生，那碗粥都会在那里。

那是他全部的表达方式。

那是他全部的。

不净，不体面，不合法，不被任何祝福。

但它是真的。

晚上，他们坐在灶台边吃饭。春比平时多做了一个菜——一盘炒蛋。她把蛋夹到老耿碗里。

老耿又把蛋夹回来。推了两次，春说：“你吃。你凿了一天石。”

老耿说：“你吃。你——”

他没说完。春替他说了：“我没事了。”

她把蛋夹起来，塞进嘴里。嚼着嚼着，忽然放下了筷子。

“如果这次是真的，”她说，“你会怎么办？”

老耿放下碗。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第一次没有沉默。他回答了。虽然答案是“我不知道”但他至少说出来了。“但我会听你的。”

春低下，继续吃饭。她没有再说什么。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。锅里的水沸着，蒸气升腾，把灶王爷的脸模糊了。

但春觉得，那张被油烟熏黑的脸上，今天好像在笑。不是嘲笑，是那种见过太多间悲喜之后什么也不说的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