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且似悬河的辩才。

“好啊。”

抚摸着这些珍贵的诸家学论经典，尚勋不由地看向寇正，心中有些感慨，忍不住说道：“陛下拓宽了平民向学之路，此举，诚然是功在千秋、利在千秋！”

寇正有体会地点了点。

毕竟他也是平民出身，若非故乡有尚勋这位博学的氏族之后收他为学生，教授他学业，他又哪里有机会接触学识，最终通过考举步上仕途呢？

若没有遇到尚勋，或许他寇正这会儿正在田里务农，或者在山上砍柴，借此糊谋生。

在这个年代，平民子弟想要接触学识，真的是非常艰难。

此时，尚勋站起身来，拍了拍寇正的臂膀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陛下英明，授尔等千秋之利、万世之基，你身为汾令，切记不可懈怠、不可疏忽。”

“学生谨记。”寇正拱手拜道。

次，寇正便在汾广收幼龄稚童，虽说朝廷建议是八岁到十二岁的稚童，但这只是建议，也并非绝对标准，事实上只要是有心向学的，哪怕年纪已过十五、十六，初等学塾还是会招收的。

而另外一座高等学塾，那招收的标准可就严格地多了。

朝廷明文规定，只有通过了乡试、县试的学子，才有资格学郡内的高等学塾。

除此之外，朝廷亦更改了考举的方式：除非有举荐，否则，只有学高等学塾的学子，才有资格参加考举——之所以保留了举荐制，那是为了安抚贵族、世族，给这些特权子弟一点特殊待遇。

说起来，考举的改制，让准备参加考举的学子们有些不满。

毕竟往年他们只需通过郡试，就能获得前赴王都参加会试的机会，但今年朝廷改了制度，要求这些年轻学子必须到各自郡内的高等学塾就学，另外学习知识。

本来，这些学子很不以为然，毕竟他们彼此都是各县的佼佼者，自认为学业已小有成就，可待等他们怀揣着不满的心到了各郡的高等学塾，看到那些《法论》、《墨言》、《阳学》、《名法》、《兵韬》、《儒学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纵横论》、《本论》、《地质论》等等书籍，他们这才意识到，自己原来只是井底之蛙。

按照朝廷的要求，《儒学》、《法论》、《墨言》、《兵韬》这四本是必修科目，而其余几个科目属于选修，于是乎，法家子弟只能捏着鼻子去看儒学，而儒家弟子，也能强行按捺心中的不满，去观阅《法论》、《墨言》。

而在此基础上，各学子们也选择了一些辅修的科目，有纯粹充当课外读物的小说家书籍，也有高的《阳论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纵横论》等等，至于《本论》、《地质论》、《伤寒论》这几本，选择的学子相对较小，但也并未没有。

最少的，莫过于名家的《名法》，一来是名家此前自从被按上了“诡辩”的恶名后，名声很大，二来是书中讲述的那些理论道理，还真不是一般能够看得懂的，只有那些天资聪颖、逻辑能力强的学子，才能看得懂名家的那些理论，否则，就书里那些话，还真是很容易就让晕目眩。

待等到五六月的时候，除了河套、河西等地处边陲的郡尚未完全落实学塾就读学子以外，其余几个郡，无论是初等学塾还是高等学塾，都已经有许多学子就学，至于教授这些学子的老师，一部分是由当地郡守从本地招募，一部分则是由朝廷派驻。

不能否认，由于初次尝试这种教学模式，期间难免会出现问题，比如，儒法两家的学子抗议朝廷强迫他们学习彼此的学论，还有就是一部分老师跟不上教学，可能懂得还没有那些自学的学生快，但鉴于魏王赵润以及朝廷的强势，这些抱怨也好、牢骚也罢，都被压了下去。

对此朝廷讲得很明白：除非你放弃考举，否则，儒、法、兵、墨这四门就是必修课，后的乡试、郡试、会试等等，也会围绕着这四门学术来颁布考题。

此时，诸学派子弟，终于明白了「主修」与「辅修」的真正含义，且儒、法、兵、墨四家，为自己学派占得了一席之地而庆幸不已——这简直就是朝廷在为他们扩大声势啊！

而作为辅修的那八门学术，虽然羡慕儒、法、兵、墨四家的地位，不过对自己学派能占得辅修一席之地，倒也颇为满意。

比如名家，自从被按上‘诡辩’的恶名后，那真的是很难招收什么学生。

而医家、阳家等等，跟儒法墨三家比起来根本就是小家学术，若没有魏国朝廷支持，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兴旺起来。

至于最最庆幸的，莫过于小说家。

小说家编写的《轶谈》，是唯一一本并不局限于国立学塾的书籍，在魏王赵润的授意与朝廷的默许下，小说家的这本《轶谈》，被礼部大量印刷，在各地均有销售。

再加上售价便宜，因此，这本《轶谈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魏国，成为了许多各阶层士打发时间的书籍。

虽然还是有很多看不起这种书，但不能否认，贵族子弟们买了这本书，平民百姓也买了这本书，甚至于，就连军队的兵将，亦想办法弄到了这本书。

据说，河西守司马安在看到书中以他为原型的「百羊灭敌」典故时，素来沉稳重的这位大将军，当着麾下兵将的面忍不住呵呵笑了出声，被河西军的兵将誉为‘罕见观’。

而同样的，像河东守、临洮君魏忌，上党守姜鄙，河内守、燕王赵疆，还有商水军的伍忌，鄢陵军的屈塍，魏武军的韶虎、龙季等等，皆因为这本《轶谈》而名传整个魏国，曾经许多对这些本国将领并不熟悉的魏，通过这本书，对这些位将军从此耳熟能详。

甚至于一些好事之徒，在闲着没事的时候，忍不住探讨「究竟哪位将军更加勇武」这种话题，且争论地兴致勃勃，变相地再次扩大了司马安等魏将的知名度。

不夸张地说，虽然这本《轶谈》被很多文看不起，但不能否认，其实它才是最最成功的。

出版《轶谈》且销售于各地的钱，礼部收取了一部分作为成本费用，其余则给了小说家的领袖周初。

看着那满箱满箱的魏国金圜钱，周初以及其余小说家的门徒们，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

他们此前从来没有想过，他们小说家有朝一居然还能有扬眉吐气的一天。

见这些小说家子弟似乎因那些钱财而震惊，亲自前往的礼部尚书杜宥，一边暗自称赞魏王赵润的先见之明，一边叮嘱周初等，希望他们不忘初心、再接再厉，写出下一本作品。

并且，杜宥还将国内市面上对《轶谈》的反响，告诉了周初等——无需赘叙，在这种缺少娱乐方式的年代，忽然间出现这样一本有趣的书籍，当然会立刻风靡全国。

“尚书大放心，也请陛下放心！”

在得到杜宥的提醒后，周初等立刻收敛心，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因为钱财而迷失了抱负。

是的，就算是一直被看轻，就算是没有什么核心思想理论的小说家，也希望更多的观阅自己的作品，谈论自己的作品。

在《轶谈》大获成功的激励下，周初等立刻就编写了第二期的《轶谈》，在这一期的《轶谈》中，他们不再局限于魏国的名将，而是按照魏王赵润此前的授意，亦添加了魏国的文臣，以及地方的县令。

比如十几年因为楚国进攻一事而牺牲的召陵县县令「陈炳」，宁死不屈、从容赴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