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许多年后他们回顾这一切的时候，会如同血腥公爵自己说的那样：历史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们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。

【1月28。上海。。】

给公司董事会的建议和分析，我已经基本写完了。但我在斟酌，一些话是否适合公开？

东大会推选董事会，这种事，那些写小报、匿名社论、讽刺小册子的会如同苍蝇一般飞来。

有些话是可以公开的。有些话是不能公开的。

但这些话，必须让董事长知道。

可我怎么确定，谁会被推选为董事长呢？

董事长和董事会的政策，直接决定了公司转型的成败。以及公司愿意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。

以及，能募集多少资金。

南海公司能够募集巨额的资金，因为我们的乔治国王，担任董事长。

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可以募集巨额资金，因为皇帝的宠臣，担任监管委员会总监。

托利党南海公司的失败，拖累了我们。

如果我不把大量的计划、野心说出来，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资金。

国内因为南海泡沫的影响，对这种投资持慎重态度——这也是公司现在暮气沉沉的原因，公司的东们，虽然逐利，却趋向于更稳妥的方案。

而更稳妥的方案，就意味着我们不敢轻易地脱离对华贸易利润的依赖。

这种舒适的常态，使得我们丧失了进取神。

相反，法国在印度要更加强势……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。

而把大量的计划、野心公开出来，这又会引起我们敌的警觉。

在野心和计划之外，我们还要面临一个问题。

托利党、辉格党、国王殿下、威尔士亲王殿下、小国者、乡村理想建设派，我们该站在哪一边？

公司的游说，公司培养的议会席位，应该为公司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无苍蝇一般，只在乎与公司有关的议题。

我们需要政治上的盟友，而不是只靠金钱的游说。

因为公司如果转型成功，意味着公司在印度的政策，将面临巨大的分歧：以公司盈利为主？还是以他们所谓的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主？

这是棉布禁止、还是允许这个议题的变种，只不过不再是棉布了而已。当公司不再依靠棉布贸易赚钱、而是依靠土地税赚钱的时候，新的问题也必然来临，他们会像棉布问题一样，打着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旗号，迫使我们不能以最大化盈利为政策。

对公司而言，任何形式的监管都要避免。每一次对类的自由的侵犯都以“必要”为借，这是隶的纲领。我们只对东的利润负责，没有义务去考虑所谓国家利益的必要。

在国家授予了我们垄断权、并且保证我们的垄断权之外。国家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对公司的政策进行涉。